明天我要去抢劫 今天我还得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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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看到这篇文章时，这场抢劫危机已经化解了。

　　一个月前，打工仔陈晓海在QQ上告诉本刊记者，第二天他要去抢劫。本刊记者立即向他寄去100元钱，并多方劝说，让他把大致情况写下来，以争取获得本刊的“新闻线索奖”，从而赚足回乡的路费。两天后，当他终于把大致情况写下来时，本刊向他寄去了300元的“新闻线索奖”。有了这笔钱，他和同伴蒋毅放弃了抢劫计划，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

　　□文/深圳打工仔陈晓海(口述) 本刊记者　谭强(整理)

　　我们的计划

　　明天，我要去抢劫！！！

　　目标是我曾经的老板。深圳宝安区那家电子厂的王老板。

　　但是王老板并不住在宝安区。这里的老板们几乎都住在深圳关内，他们嫌宝安区不安全。他们制造了不安全因素，却远远地躲在安全的地方挥霍享受。王老板每天晚上都要开车从工厂回到他在关内的家。

　　蒋毅是我的死党。今天下午，我们作好了周密的计划：明天晚上，在一段王老板必经的行人稀少地段，我扮演成交警，蒋毅扮演路人。看到王老板的车过来，我以交警的身份将其拦下，让其靠边，下车接受检查，蒋毅则冷不防冲上来，几棒将其敲晕，收走其钱财，各自回到家乡。

　　我实在混不下去了。

　　深圳，这个曾经的打工天堂，现在更像是地狱。身上还有最后48元钱。我们已经失去工作半个多月了，蒋毅死皮赖脸地找他那同在深圳打工的姐姐借来钱，维持着我们两个人的开支。网吧就是我们的旅馆，一台电脑，两个人轮流上，另一个则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得到一张塑料凳子，趴在电脑桌上睡觉。再加上每天两顿盒饭，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至少也要花40多元钱才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下来。现在，他姐姐那里再也榨不出一分钱了。我们必须考虑这最后的48元用完了又怎么办。

　　几个月前，曾经有3天时间，我没吃过一口饭，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公园的椅子上睡觉，最后蒋毅终于从他姐姐那里要到了一点钱，我才算活了下来。我简直不敢再去想象三天不吃饭的感觉。

　　再找不到生活来源，我们就只有饿死。除非逃离深圳。家乡，那里似乎才是避风的港湾。然而，即使坐最便宜的火车，最精打细算，两个人要回到家乡，至少也需要400元钱。

　　渐进初冬，天气转冷。我们仍然穿着刚来深圳时的那件短袖衬衣。行李被工厂扣留了，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辞工的批准。在深圳打了1年多工，我们却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也没有换洗的衣服。一早一晚，两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实在熬不过了，前几天，我和蒋毅乘黑摸进一片有钱人的住宅区，帮他们“收拾”了一下晾衣竿，回到家里清理“战利品”，好大一麻袋衣服，这个冬天我们终于不必冻死街头了。同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居然还有一件交警穿的衣服。这也是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计划的条件。

　　蒋毅曾经说去偷钱。我不同意，毕竟偷钱不比收点衣服这样简单，抓住了不被打死才怪。抢劫似乎更加安全。

　　其实，昨晚，我们已经“行动”了一次。



　　在马路边蹲守了两个多小时，才见一个人经过，那身穿着，一看就是打工仔。在深圳宝安区，云集着成千上万的外加工企业，不少打工仔像我们一样，当无法生存时，便被迫走上了抢劫的路。前段时间，来自广西天等县温江村的“砍手党”，看到你打手机，会直接把你的手砍下来，然后捡走手机。现在横行于宝安区的“河南帮”，可以为几十元钱就要了你的命，他们会尾随你到行人较少的公路，客气一点的，几人围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几耳光把你打蒙，然后教训一句：“做人要诚实”，你就得乖乖把钱交出来，如果发现你“不诚实”，那你就有苦果子吃了。心狠一点的，直接几闷棒把你撂倒在地，收走全部财物，也不管你从此变成一株植物还是一具尸体。因此，宝安的街道，特别是临近工业区的背街小巷，一到晚上，都少有人走。

　　这大概是一个新来不久的打工仔。“无知者无畏”，因此敢于一个人在这条危机四伏的公路上走着，一会儿，还拿出手机打了起来，这等于是向别人说：“我有手机，快来抢我。”

　　我和蒋毅不远不近地吊着，伺机下手。只听他在电话里说：“妈妈，我已经找到工作了，430元一个月，还有加班费，你不要担心。你身体好吗？爸爸的病好了没有？”以深圳的物价，430元钱，再被老板以各種理由扣去一部分，生活是相当艰难的。显然，他在安慰自己的家人。我突然不想抢了。向蒋毅一说，这家伙马上附和，看来他早就有了同感。于是我们约定专抢老板。然而，等到第二天凌晨，除了几个同样可怜的打工仔，没有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出现。

　　第一次“行动”就这样流产了。

　　少领了350元

　　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一致认为，第一次“行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的抢劫目标。通过一番筛选，我们将目标锁定为电子厂的王老板。

　　一想到王老板被我们抢劫时战战兢兢的熊样，我就禁不住热血沸腾，一股豪胆侠气油然而生。

　　2004年10月，像所有打工仔一样，我揣着路费，来到传说中掘金如土的深圳。

　　听说有家著名的外资企业在招工，是委托一家职介所招聘，我跑过去一看，天啦，黑压压的一大片全是打工仔。大家都在兴奋地讨论着：这家企业管理规范，工人待遇比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了一截，发放工资很准时，还有各種福利和保障。然而，每一个兴奋的脸孔挤了进去，就是一个沮丧的脑袋搭拉着出来。后面的人围了上去，打听了半天，才知道职介所要1500元的中介费。后面的人吐了吐舌头，再也不往里面挤了。粗一点的人大骂“吸血鬼”。

　　我从家里带来的钱只够路费，自然交不起这1500元的中介费，只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望厂兴叹了。呆的时间长一点的打工仔告诉我，这里的正规厂家，一般都委托职介所招工，而职介所则根据厂家对工人的福利待遇的好坏不同，收取500～1500元不等的中介费。交不起中介费的打工仔，只有到工业区大门外，看招工启事应聘，而这些厂有不少是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黑工厂。深圳规定关外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580元，但黑工厂根本就不会按《劳动法》执行。全國各地涌来的打工仔，在求职无门的情况下，迫于生计，明知是黑厂，还是不得不进。



　　生产旺季时，宝安区各大工业区外面，招工的台子在马路边排成一条龙。厂家像商量好了一样，底薪清一色的都是400元，加班费也都不超过2.5元/时。我很纳闷，这些厂的工资都没按《劳动法》的规定执行，怎么竟敢白底黑字地写在启事里，明目张胆地招工。

　　终于找到一家底薪430元的电子厂，他的老板就是后来被我们列为目标的王老板。交上身份证，进去了。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就吃不消。每天早上8：30开始上班，一直要干到晚上11、12点，有时甚至通宵加班。每天所有的感觉就是累。有一次加班到凌晨2点钟，我困得睁不开眼睛，不小心把正在生产的遥控器滑落到地上，却被王老板当场撞见。王老板暴跳如雷，冲着我一通大骂，最后还被罚款20元。20元啦！我们的底薪才14元一天！

　　20多天后，我的体积缩小了1／3。我觉得再继续下去，就会栽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但是，为了钱，我咬牙继续坚持下来。好不容易熬到10号，发工资的日子到了，厂里却没有一点动静，到了14号，仍然没有发。工人们都坐不住了。不满和猜疑的情绪在空气中漫延，但老板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天下班时间到了，工厂本来排了加班的，我喊了一声“兄弟姐妹们，咱不干了！”马上就有人站了起来，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我的铁杆支持者的蒋毅。其他人也纷纷响应。晚饭时间，所有的工人都围在我和蒋毅等10多个骨干分子身边，愤怒声讨王老板的黑心行为。加班时间到了，大家却集体回宿舍睡觉。

　　第二天，王老板风风火火地跑来了，把其他人的工资都发了，却把我们10多个“带头闹事”的人叫到办公室开会。先是一阵“义正词严”的训斥，然后宣布，对我们每人“处以100元的罚款”，否则予以开除。大家心一横，开除就开除，那就结工资吧。王老板见这么多人要走，又怕了，马上又说，老员工们此前被扣押了40天的工资要等到下个月才退还。这招太狠毒了。没有哪个打工仔能够在这里耗上一个月！

　　权衡再三，一部分老员工屈服了。我和蒋毅坚决要辞工。王老板拿出一张纸，上面立着他的“厂规”：做满三个月才能辞工，否则扣除半个月工资。我们明知不合法，胳膊却拧不过大腿。我一咬牙，扣就扣吧。可怜我累死累活挣的第一份薪水，竟然只拿到300多元。出了工厂的大门，我狠狠回头望了一眼，把这笔账记在心里。

　　别让我流浪

　　后来，我们又陆续换了好几家厂。楞没碰到一只稍微白一点的“乌鸦”。工资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发放不准时，发工资时还要扣水电费、工衣费，工厂管理人员沦为老板的走狗，寻找各種借口克扣工人工资……拼死拼活地上班，没日没夜地加班，一个月能拿到手的只有6、7百元钱。我们不敢去逛街，看着别人上网心痒痒的，却舍不得，我们就像一台台只工作，不消费的机器。在深圳，如果像本地人那样潇洒，只需3、5天，就可以用掉我们全月的收入。

　　我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地干活，却只能过牛马不如的生活。我想不通，很多次，我都冲动地辞去工作。流浪在深圳街头，看着身边的人们衣着光鲜地从我身边走过，看着一辆辆高级轿车从我身边滑过，奔向一个个充满了粉色诱惑的洗浴中心、夜总会。而自己，21岁了，父母播種在我体内的荷尔蒙常常莫名地冲动，我却连女朋友都不敢交，因为我连为她买枝花的余钱都没有，更不可能像他们，可以用金钱去征服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女人。我苦苦思索，却找不到答案。

　　那一次，我三天没吃过一口饭，最后躺在一张椅子上，孤独地等待死亡的到来。蒋毅终于找到一点钱，买来一碗盒饭。当我终于有了一丝力气，我只好放弃寻找这个問題的答案，再去找工作，因为追寻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能让我吃上饭。



　　这时一家公司以“底薪800元，加班费4元/时，包吃包住”的条件招工。我想都没想找了过去。对方很热情，几句话就同意了。但需交250元押金，并扣押身份证，理由是工厂生产高科技产品，得防止意外。我只好找蒋毅，蒋毅又找他姐姐蹭了半天，终于替我借到了钱。进到车间，就见5、6个工人正同主管吵架，要求辞工。原来他们上了13个小时的班，却只被记了6个小时。

　　吃黑钱？！工人们告诉我，厂里的“高薪”就是一个圈套，他们会以各種借口扣掉你的工资。除了交押金，还被扣押了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他们已经被深度套牢，想走都走不了。

　　我马上找到主管退押金，说自己不干了。主管的笑脸马上就拉了下来，不批准，我和他理论起来。主管打了个电话，一群操着河南口音的大汉就冲上来，先搜我的身，然后把我往一间屋子里推。在深圳宝安区，不少这样的黑工厂都养有一帮河南人作保安，这些人与“河南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说是保安，实际上就是打手。我见势不妙，马上往公路上冲，那帮河南人紧紧地追了上来。幸运的是，恰巧一辆巡逻的警车经过，那帮人只好作罢。

　　我去报警，请求警方帮我要回押金、行李和身份证。警察简单问了几句，叫我去找劳动局。我到了劳动局，对方又叫我去找公安局。我像一只皮球被两个部门踢来踢去。终于被拖得筋疲力尽，我只好放弃了。

　　身份证没有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流落深圳街头。其实，即使有机会，我也不愿进这样的厂了，我不愿看到工人们那一副副麻木呆板的神情，我再也不要过那種没有思想，没有尊严，干着牛的活，吃着猪的食，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就为了月底拿薄薄几张纸的生活！

　　记者大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像我和蒋毅一样，正在变成流浪者，并即将变成街头的劫匪。现在让深圳人闻之色变的“砍手党”，在其家乡广西天等县温江村，其实个个都是温顺善良遵纪守法的好孩子，但一到深圳，一遇到他们所谓的“外人”，就变得冷酷残暴。现在，一批又一批的打工仔正在逃离深圳，不少工厂已经找不到工人为自己做工，民工荒正在威胁着这座曾经最具活力的城市。

　　明天，我就要去抢劫了。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悲壮的感觉。

　　今天我还得赚钱

　　□文/深圳某电子厂老板王成树(口述)

　　本刊记者　谭　强(整理)

　　这个话题我很不想谈，既然朋友介绍你来，我们就聊聊吧。

　　比如今天我刚刚接到一个订单。但是价格压得太低了，不把工人卡死点，就赚不到钱。

　　我曾在一家电子厂打了多年工，并做到了高级主管，渐渐看懂了这行的门道，手里掌握了一些客户资源，积累了一点资金，我便依葫芦画瓢地开了一家同样的厂。

　　但是，我凭什么战胜老东家呢？价格更低，还是品质更好？

　　我的老东家已经根深叶茂。凭我那点可怜的资金，永遠也不可能像它那样购进最先进的大型机械，这就决定了我几乎没有可能在产品品质上超越它。我惟一可以做的，便是打低价牌。

　　这此年，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成为我最大的任务。



　　我的厂专为國外商家做电子元件来料加工，技术原料都是外方的，我的投入只有厂房和人工，能赚的就只有一点“人头费”。工厂最大的成本就是工资。要让产品有竞争力，就不得不降低工资成本。欧美一些大型跨國公司对中國出口加工企业的劳工权益保护盯得很紧，他们订了个什么SA8000标准，要求企业承担什么社会责任，还不定期来检查为他们做加工的企业是否执行这一标准。这些外國人很怪，管得太宽。你开你的公司，只要能采购到最低价格的零部件就行了，你管别人给工人开多少工资吃什么睡多久干嘛？

　　像我这種小公司很少有机会接到这些大型跨國公司的业务，也不会有人来监管我们的工资标准。当然，即使碰上这样的业务，他们要来查，我们也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不少厂就把对方可能提的問題和答案全部设计好了，叫工人们背下来，不得乱回答，否则扣工资，甚至开除，按要求回答了，则有奖金。

　　不超过450元的标准，是大家的约定俗成，我要开高了，成本就比别人高，产品就卖不出去。而且破坏了大家的同盟，如果大家为了招工，都拼命比赛着给工人加工资，工人胃口高了，损失的是大家的利益。如果都达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像我们这样的小厂，就都得做死。

　　记者兄弟，你不晓得，现在工厂难做。一个订单，会有几十、上百家工厂争夺，大家都是单兵作战，做的产品又大同小异。竞争什么？只有价格。采购商只要一公开招标采购，甚至都不需要他开口，國内加工厂自己就杀得一地鸡毛，将价格压到最底限。但是，我开工厂就是为了赚钱，没办法，别人压我，我就只有压工人。

　　什么？你说有人想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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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我们也难啦。

　　现在深圳好多老板都请保镖。得尽快请个保镖了。这社会也真乱。这一代的孩子，不得了，没有上一代的民工老实了。

　　编者按：

　　两个孩子在犯罪的悬崖边止住了下跳的脚步，一个尚不知自己危在旦夕的老板得救了。但是我们的心并不能因此轻松起来：2002年2月，深圳宝安一摩配店修理工孟红彬，因不满老板拖欠工资，竟杀死老板一家三口，老板儿子仅4个月；2004年8月，梅州人张双桂为为梁老板做搬运工8个月，只领到第一个月的450元工资，杀死老板的两个未成年儿子和保姆；2005年1月，湖南人谢某在广州花都某蘑菇场打工，因工伤索要治疗期间的工资不成，竟杀死工友，随后又用铁板狂砸老板头部，被制服；2005年5月，宁夏石嘴山人王斌余为向其老板陈继伟讨回欠薪，与直接管理人员吴國新、工地技术员吴华發生冲突，将吴华及吴华的岳父、妻兄、妻子捅死，将吴新國妻子捅成重伤……

　　老板被杀、老板家人被杀，甚至无辜者被杀，而杀人者也都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或被判死刑，或被判死缓，或判无期。

　　例子不胜枚举，教训惨痛深刻。

　　我们仅仅只是挽救了两个打工仔和一个老板，而整个中國，还有多少这样的打工仔、老板和管理干部？谁来挽救他们？

　　广东省总工会公布了一项调查：珠三角76.3%的进城务工人员月工资水平处于1000元以下，而他们的生活成本却达到每月500元左右。12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而黑工厂，工资甚至比前几年有了大幅度下降。同时，这一时段内，猪肉、大米的价格却上涨了3倍多，公务员的工资上涨了5倍！进城务工人员常常入不敷出，为了挣钱，他们只能靠加班。

　　当一些工厂主为了订单，为了竞争，为了成本，用尽各種办法，成功地将工人工资压到最低；当企业或企业中的人，不得不为了生存而相互过度挤压、拼命抗压反弹，殊不知他们间摩擦的能量已经悄然形成了一座座活火山。

　　那么，谁来给这些火山降温呢？

　　(为避免给双方当事人带来不便，文中陈晓海，蒋毅，王老板王成树均使用化名)